来自 中国史 2019-11-03 21:4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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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骂蒋介石

1927年后,鲁、胡二人都长期批评过国民党,但鲁迅却从未指名道姓地斥责过作为国民党“党魁”的蒋介石,而胡适则在有生之年多次这样做过。对蒋介石的“清党”这一举动,鲁、胡二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面对国民党的大肆杀人,鲁迅是惊讶、愤怒和痛恨,而胡适则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胡适对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适于1926年7月出国,在海外生活了十个月,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所知不详。但他素来敬重、信任蔡元培、吴稚晖等前辈。当他得知蔡、吴诸元老都坚决主张蒋介石?清党反共,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后,便决定与他们取同一步调。“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而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异议》,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胡适是“政治工具主义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必要的工具。“有政府”与“无政府”、“好政府”与“鸟政府”的区别,也就是“有工具”与“无工具”、“好工具”与“鸟工具”的区别。。鲁迅那些针砭现实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写得短小精悍也因为他其实不可能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问题。说得直白些,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刨根究底、瞻前顾后地分析、评说的理论修养.而胡适几乎从不纯感性、纯直观地谈论政治问题,他总要依据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并且还依据自己在美国对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参与,来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展开论述,胡适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是标准的“政论”,。这也使得胡适有可能总是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总是不但指出国民党做得不对,还指出为何做得不对,更详细地指出怎样做才对。在1931年1月15日致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信中,胡适这样评说《新月》的“人权运动”:“《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来,我们自信无犯罪之理。所谓‘负责任’者,我仃1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就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也很滑稽。这说明,国民党当局并不想真的逮捕鲁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1930年5月7日晚,鲁迅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之约,往爵禄饭店与李会面。李立三对鲁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适在1929年“人权运动”中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从文化复古、压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论证了国民党的“反动”。胡适说:“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但是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适所谓的“鬼话文”而改用了白话文。按沈寂先生的说法,“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书”的方式进行。胡适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直言指责,并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对‘救国会’的上述要挟,各系主任认为事态严重,宜提交‘教授会’处理。2月19日下午,‘教授会’正在科学馆楼上开会讨论此事。‘救国会’主席黄诚(引按:黄诚其时为中共党员,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顾祝同逮捕并枪毙)竞率领学生500余人集合操场,先游行全校一周,再到科学馆楼下,由临时主席刘毓珩宣示:一、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认学生反对学校,高呼‘清华师生合作!’‘免除学期考试!’北平军警此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清华大学校史稿》有这样的叙述:“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蒋介石扣留,要求停止内战,校内右派学生和反动教授垂头丧气1934年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北平地下党员不过十来人,清华就有党员四五位。” 后来的几年问,当然大大发展壮大了。1949年后成为政界要人的蒋南翔、姚依林、胡乔木等,就是此一时期在清华当学生时闹运动起家的由于学生进步力量增长,《清华周刊》为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所掌握。1935年初,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从第43卷开始,周刊的内容和版面焕然一新。……它在清华学生中,为‘一二九’运动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1936年2月……清华校方秉承政府的意旨,不仅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而且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参加期终考试。2月19日下午四时,闻一多“出席清华大学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学生救国会向学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经过,并报告系主任会议决定,请教授会做出讨论。有学生多人,在楼下呼喊口号,要求免考,并推代表请见教务长潘光旦。潘氏即劝学生退去,学生不听。是时教授会正在讨论,学生代表等屡次要求人会场,均经潘氏劝止。学生离去后,冯友兰提议,多人附议,提出‘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全体通过。同时,推举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萧公权、萧蘧、潘光旦、张奚若七教授组成辞职宣言委员会。清华大学除个别教授外,绝大部分教授均在辞职宣言上签名。清华原定于1936年2月1日春季开学当天,补行上学期因爱国运动未举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温习功课。但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学校改于2月24日举行。学生‘救国会’请再延期,声言如校方不同意,则拒绝补考,并自动进行非常时期教育。救国会’主席黄诚(引按:黄诚其时为中共党员,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顾祝同逮捕并枪毙)冯友兰提议的教授总辞职,实在是黄诚们始料未及的。黄诚们想要不上课、不考试,专搞运动,但却必须保留学生身份,更必须依托大学校园。而教授总辞职,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大学,学生也不再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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