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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写博客抱怨说那本书是一场,并在次年为只有

马丁·艾米斯的《与陈词滥调一战》里,有一句很轻盈矫健的赞美,是关于厄普代克的。看到的时候只觉得用在厄普代克身上未免有点可惜。那句话大意如下:“你只要看过厄普代克的一部作品,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全部作品你都不能错过。 ” 菲利普·罗斯去世之后,我才敢小心翼翼把这个句式改头换面在心里默念了多遍,借此纪念对他的近似半程马拉松式的阅读,我想,以下这句也可以放在一篇非常个人化的讣告的开头:“如果你读过《再见,哥伦布》或《美国牧歌》或《垂死的肉身》或《遗产》或《愤怒》或《凡人》或《夏洛克行动》或《人性的污秽》或者《另一种生活》或他的31部长篇小说的任何一部,你都知道自己要把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都找来看看。”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菲利普·罗斯 “一个犹太人成为作家的概率几乎和一个意大利人加入帮派团伙一样无法避免。”——菲利普·罗斯这么解释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么说当然是一种令多少人脸红的自谦。但说的当然不是犹太人有多少天赋,相反地,是他们身上的历史重负及其衍生的道德性家庭金钱意义系统,让他们几乎无法摆脱成为一个作家的阴影。 这种阴影是他们的精神割礼,可能被人用作索命或攻击的借口。就比如,2011年,罗斯获得布克国际奖的时候,评委之一Carmen Calli愤而宣布退出评审团,她对《卫报》抱怨罗斯“几乎在每一本书里都在不停、不停、不停地重复同一个主题。” 我个人认为这位评委的抱怨略显轻浮,甚至可笑,因为她忽略了艺术的严肃程度往往不只是由其主题,而是由作家赋予其上的风格和意识来决定的。 更别提,31部长篇,还有小10本散文、随笔摆在那里,无论如何不能算同一个主题,相互之间隐秘的借用、对话、颠覆、补偿——稍微严肃的评论家从中看到的,应该是,一个人对小说、对自我、和历史、和乱糟糟的美国现实从未妥协的追问和修正。 2014年,罗斯在《纽约时报杂志》回首《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的45周年——这里也可以适当提醒读者一下,2009年的时候,Mary Beard 也写博客抱怨说这本书是一场“文学的酷刑”“重复的、男性平庸的性幻想”,不明白这本为何会被追封布克奖。而1960年代另两本堪称酷刑的书,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或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则安心地被人们遗忘了。只有罗斯的这本留了下来——他说《伊利亚德》的英语译本的第一个词就是“愤怒”,是的,愤怒。愤怒是西方文学的始祖。站在他齐腰的作品里,我想,这句接近真理的洞察,只有他有资格说。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再见,哥伦布》 是的,1959年的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就是含着这种“愤怒”的银勺子出生的作品,欧文·豪就看出了其中“极端的准确”。关于什么的准确? ——懂他一辈子的贝娄概括得最好,“对已降临在不计其数的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头上的精神空虚”。贝娄从一开始就鼓励了他,不必去写那种可以降低美国公众“反犹情绪”的公关稿,因为丧失“现实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所以,1962年,《再见,哥伦布》出版三年之后,因为书中美国犹太人的一些不再传统的描述(贝娄可能是对的,他把“那些欢快、健康,可以说愚蠢的郊区居民“看作“犹太历史悲剧的下一章节”),菲利普·罗斯还是会在叶什瓦大学的一次讲座上遭遇这样的指责:“罗斯先生, 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德国,你还会写和你之前写的东西一样的故事?”那天他气疯了,在一个餐馆边吃三明治边对朋友们发誓:“我再也不写犹太人了!” 但我们知道,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他比谁都观察深刻的命题。1962年的《放手》是他宣告自己尝试不同身份的严肃尝试, 尽管这本600页的小说在今天看来是太长太屈服于自己的野心了,但主题明显是感伤而严肃的。他想写,“最后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充满男子气的主人公们要进入无情坚固的成人世界,婚姻、孩子和供养他们的工作,这样的设置怎么不让人愤怒,对女性来说当然也可以如此。到了1967年的《当她还是好女人的时候》,是一份更成熟的愤怒的宣告。这本小说有现实的婚姻失败作为铺垫,似乎落实了他无情的厌女症患者的形象, 露西·尼尔森是有他第一个妻子的影子,在部分地方被无情地对待和质问,但重点不在于作家让这个女性遭受的悲剧,而是在于露西对登徒子、伪君子、懦夫们、蠢货们、骗子们、说谎者们、父亲们和丈夫们的愤怒和告别。 回过头看,《当她是好女人的时候》是你是否能理解罗斯这个作家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不停地在小说里创造自身的分身、代理人、敌人的关键。你在1967年的这种早到的“女权主义愤慨”里,看到的应该是罗斯尝试理解“受苦”的努力——对他而言,“愤怒背后的东西”,其实是“受苦”。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波特诺伊的怨诉》 对这点了解得更深刻,你就会越发理解1969年,《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所遭受的攻击和冷嘲是多么偏离重点。《波特诺伊的怨诉》令一些人觉得恶心,可能是因为这是“二战”后的美国小说里第一次揭露犹太人的狂暴,尤其是犹太人对上一代父母,或对异教徒的狂怒的作品。尤其是儿子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习惯对一丝不苟的犹太母亲,对强迫介入关注自己的“消化道两端” 的犹太母亲的控诉!母亲不让儿子冲厕所,因为要检验他的消化情况,是这样的犹太母亲。而一个犹太儿子除了能说出“阴茎是我能真正说属于我自己的全部东西”之外,他表达愤怒的方式除了这种远离和诅咒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因为我们再也没法忍受了!因为你们这些该死的犹太母亲太他妈难以忍受了! ” 对犹太母亲的攻击,或者说一个永远有阉割焦虑的犹太男性和一个有阳具崇拜的母亲的对立。是罗斯的小说里愤怒的始祖,也是他日后要在小说里不断去升华刻写的原型矛盾。 欧文·豪曾将移民美国的犹太母亲们描述为某种“感伤的崇拜的对象”,她们缔造的家庭价值和氛围成了犹太人群体在战后最信任、迷信的符号(但也是贝娄这样的不合群者,会从中看到这是犹太人又一次的精神危机)。所以,《波特诺伊的怨诉》遭受各种本能的攻击几乎是必然,有报纸说,罗斯写了“一本所有反犹主义者祷告已久的书,一本甚至可能比《锡安长老会纪要》更具灾难性的书……犹太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本书产生的现实伤害,也会是日后祖克曼系列或者凯普什系列或者美国系列背后,最想抚平的伤害—— 他第二重要的传记作者在《被释放的罗斯》里透露过,在《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前不久,罗斯就警告他父母他们也许会被记者骚扰,这超乎他们的理解,就送他们去欧洲旅行。他母亲还哭了,因为她害怕这本书的反响会让他被蒙骗,继而令他感到失望。他现实里的父母一直很自豪于他的作品,不能理解《波特诺伊的怨诉》招致的剧烈攻击,也不会明白波特诺伊对母亲的那种充满性焦虑的愤怒。在邮轮上,罗斯的父亲还骄傲地问所有人,“你想要一本我儿子的书吗”。然后回到客舱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菲利普·罗斯的父亲,赫尔曼·罗斯”。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被释放的祖克曼》 我们只有到“祖克曼系列”的第二本《被释放的祖克曼》,才能看到罗斯从未逃避过文学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造成的伤害。他甚至虚构了一个“不赞成他的作品的父亲”。《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写出了自己的第四本书《卡诺夫斯基》(有趣的巧合,《波特诺伊的怨诉》是罗斯的第四本书),小说里的父亲接连中风了几次,作家祖克曼以为父亲再也没有机会读到这本在别人眼里显得亵渎的小说,但一个好事的邻居会定期去疗养院,并且热心地把这本麻烦不断的书读给老祖克曼听,结果是导致他突发心脏病。临终的老祖克曼先生盯着他的长子的眼睛,说出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杂种” 。 极端恐慌的祖克曼无法停止揣测,父亲的那句“杂种”,有没有可能是“快点”或者是“好点”。 “杂种”的诅咒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被颁布,并贯穿了罗斯之后几乎所有的作品,像一面耻辱的旗帜,悬挂在他的书中,在他在美国受到的不尽公平的对待里。我个人一直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想,这种虚构的父亲的敌意,既是一个作家对全部外部敌意的努力消化,即他要面对文学和现实在虚构这一领域的伦理困境,同时又是他对文学赋予的叙事特权的一种带着羞愧的回应。 我们会在罗斯之后的所有作品中,和他一起体味这种诅咒带来的羞耻、愤怒和疑问——这几乎是他的诸多文学分身们在每一本里都要面对的母题,而在这一点上,罗斯的小说也完成了1960年代他接受的精神分析无法替他完成的部分, 当他在分析师的躺椅上无法得到的答案,关于为什么会幻想老师就是他母亲的分身,为什么他会对朋友小说的成功感到嫉妒,为什么第一次婚姻给他带来那么大的愤怒,为什么“欲望”对男性而言充斥着否定,和愤怒。 之后的二十多部小说,都是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的杰作。他的一个评论者总结得好,“那个悄然被围攻的父亲,还有控制狂的可怕的母亲,以及那个备受折磨的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儿子”,是我们理解罗斯小说的一个堪称稳定的结构。对文学抱有公正看法的人,会看到,罗斯在每一本小说的那些嘲讽、俚语、即兴的笑话、混乱的白日呓语中间,屹立的其实是这样令人感伤的支柱。这个结构里的父母,显然不完全是他的父母;他的愤怒,也显然不只是他的愤怒。 从令人惊叹、炉火纯青的《鬼作家》开始的祖克曼系列,是罗斯对贝娄的那句鼓励的完美回应,他让美国小说从责任和所谓的严肃性的负担中间挣脱出来,让文学变成了对政治闹剧,以及对愤怒的主人公“受苦”的理解,以及对美国和全世界犹太人生存危机从未消歇的关注。 只是,文学的苦役将他带得太远,在一个渴望作家提供“单纯”和“希望”的新世代,人们其实是无法承受,他将“自我”抵押,和虚构性进行的那种严肃的博弈。成为美国人,或成为犹太人,这两种选择对他而言,其实都是无法忍受的,这两者的对立,是他写作出发的起点,然后在31部小说里,他折磨着自己的主人公和自己, 如困兽,和那些看似温柔的规训的铁笼子搏斗。 到老年时,更是陷入被轻佻误读的尴尬境地,甚至写信给维基百科解释小说的人物设定和他妈的现实巧合完全不是一回事。契诃夫如果还活着,肯定也会替他辩护,从什么时候开始世风如此堕落,会认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试图反映的问题本身。就一种深入的理解而言,我们其实亏欠他和他的作品太多。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他获得了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奖 只有久等不至的诺贝尔奖 让他至死不能释怀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 5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菲利普·罗斯。图/视觉中国 美国着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5月22日在纽约曼哈顿去世,享年85岁。 他和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一起,被视为福克纳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他着作等身,兼具原创性和挑衅性,通过性、种族和政治这三大主题,深刻而细致地传达出不断演进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因此获称“美国的巴尔扎克”。 高度的争议,巨大的成功 从1959年出道至今,在近60年的时间里,罗斯从未淡出公众视野。他是文坛的常青树,总共出版了31本书,包括为他赢得巨大声名与争议的《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他获得了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奖:一次普利策小说奖,两次美国图书奖,两次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三次笔会·福克纳奖,外加英国的布克国际奖和捷克的卡夫卡奖。只有久等不至的诺贝尔奖,让他至死不能释怀。 在世时就被收入“美国文库”的作家只有三位:索尔·贝娄、尤多拉·韦尔蒂和罗斯,但生前入选法国七星文库的英语作家,罗斯是唯一一人。 1933年3月19日,菲利普·罗斯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后,在陆军系统服役两年,因工伤退伍,从此边教书边写作,其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问世于1959年,因为对犹太反叛青年的刻画而轰动一时,并在次年为只有27岁的罗斯赢得了美国图书奖。 十年后,罗斯出版了第四部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书中对自慰和男性性欲的坦率描写引发了高度争议,并遭到犹太人社群的猛烈抨击。但昭彰的恶名也相应地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波特诺伊的怨诉》成了街谈巷议的“脏书”或先锋作品,其销量甚至超过了马里奥·普佐的黑手党小说《教父》。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介绍《波特诺伊的怨诉》时写道:“据说这部小说对自慰的研究和梅尔维尔对鲸鱼的研究一样透彻。”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则公开评论,如果见到这本书的作者,她绝不会跟他握手。 《波特诺伊的怨诉》就像一部花样自慰百科全书。主人公亚历克斯·波特诺伊在心理医师面前滔滔不绝,通过毫无保留的倾诉,讲述自己从童年开始直至迈入社会后所经受的种种压抑。波特诺伊逃避感情,一味地物化妇女,妄想通过征服非犹太人的美国女人来征服这个异教徒的国度,以此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没有如愿。他最终走向了自己的父亲,成为无能的犹太男人中的一员,永远承受着本民族文化对他们施加心理阉割后的伤害。 在罗斯的小说中,犹太性和美国性同样鲜明。前者是他文化的根和几乎一切心理动机的背景,后者才是他百般努力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的自由世界。波特诺伊徘徊于禁欲和欲望之间。他反对自己与生俱来的犹太性,反伦理,反纲常,这一姿态远比书中不加节制的性描写更令人震惊。 半个世纪过去了,《波特诺伊的怨诉》在美国文学史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罗斯去世后,英国名作家马丁·埃米斯撰文指出,《波特诺伊的怨诉》仍然是王冠上的钻石。它“包含了所有重大的主题:父亲、母亲、子女、男性性欲、受难和以色列。罗斯用一种讽刺性的才华点燃了这把大火,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这样的才华也许一代人才会出现一次”。 也写博客抱怨说那本书是一场,并在次年为只有二十五岁的罗丝获得了美利坚同车笠之盟图书奖。虚构自传,也虚构历史 罗斯有过两次短暂而蹊跷的婚史。据他说,第一次是中了圈套:玛格丽特·马丁森借别人的尿样,对他谎称怀孕,骗他于1959年结婚。两人于1963年分手,马丁森五年后死于车祸。前妻及其意外死亡对罗斯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他的多部小说中清晰可见,其中包括1974年问世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朱克曼系列小说”的第一部。 1990年,罗斯娶长期为伴的英国演员克莱尔·布卢姆为妻,未料这场婚姻仅仅持续了四年。布卢姆很快出版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披露前夫冷漠、阴郁、自我中心的性格和让他深受折磨的多种病痛——冠状动脉阻塞、神经衰弱和不成功的膝盖手术导致的后遗症,并对罗斯在小说《欺骗》中对她和她家人的刻薄描写耿耿于怀。 第二次离婚事件、他对女人和婚姻的疑惧,以至女权主义者的围攻,让晚年的罗斯迎来了创作力的又一个爆发期。在用作品回击的同时,他也写出了一系列获得高度赞誉的历史小说,包括通称的“美国三部曲”,即1997年出版、次年为他赢得普利策奖的《美国牧歌》和随后问世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与《人性的污点》。 从2004年开始,他几乎年年出书,先后写出了《反美密谋》《凡人》《退场的鬼魂》《愤怒》《羞辱》和《复仇女神》。其中,《愤怒》的书名取自中国国歌。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主人公梅斯纳因为不知道该不该听从号召,参军打仗,而陷入心理的乱局。他回忆起了在学校学唱过的中国国歌,歌词清晰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他的脑海,其中有一句“愤怒充满了每个同胞的心间”,正是“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不尽字字相符的英译。 “我们那会儿每周上一次大课,全体学生聚到礼堂里,活动的一部分就是唱爱国歌曲。”罗斯后来说,“后来我们唱了一首歌,听说是中国国歌。这些犹太小学生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怎么忘得了这个呢?” 梅斯纳认定,“愤怒”是英语中最美的一个词,每当他面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或是回忆起这辈子遇到的种种来自他自己的三座大山——父权、神权、政权——的压迫,“愤怒”就充斥了他的身心,将他打造成上世纪50年代初冷战前夜一个内心愤怒的青年。 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反美密谋》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书中虚构了一段美国现代史:在1940年的大选中,罗斯福总统被纳粹同情者、前传奇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击败,结果美国不仅未对德宣战,反而与希特勒结好,并在全国掀起反犹浪潮。记者沃尔特·温切尔公开批评林德伯格总统,却遭解雇和暗杀。此情此景,难免让特朗普时代的读者产生不寒而栗的共鸣。 被高估的罗斯,被忽视的巨匠 2011年,罗斯以终身的文学成就获得了布克国际奖。三人评委会主席里克·格科斯基前往纽约面见罗斯,行前到处打听和罗斯谈话有什么禁忌。人家告诉他,有三个字千万不能提:诺贝尔。 过去20年来,罗斯年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这种期待越到后来越强烈,因为上一位美国作家获奖,已是遥远的1993年。美国文学受到如此的忽视,既不正常,也不科学。很多人相信,只要有美国人折桂,罗斯必然胜出。 然而,2016年秋,噩耗传来,瑞典学院宁肯表彰歌手鲍勃·迪伦,也不愿把诺贝尔奖颁给众望所归的罗斯。这意味着他余生问鼎无望。 罗斯多产,但主题单一。他总写性欲强烈、身体无能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的挣扎,场所通常不离纽瓦克,主人公寥寥可数:内森·朱克曼、好色教授大卫·凯普什。围绕罗斯的争论大多就此展开。有人认为他被严重高估,另一些人相信,这正是他的深刻所在。 罗斯获得布克国际奖后,担任该奖评委的澳大利亚作家和出版人卡门·卡利尔立即宣布辞职,并将内部分歧公之于众,力贬罗斯。 “他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个主题,几乎每本书都是如此。这就好像他坐在你脸上,让你无法呼吸。”卡利尔说,“我压根就没把他当成个作家。我早就清楚自己是不会让他过初评的,所以我很吃惊他能待下来。我不欣赏的就他一个——其他人都挺好。” 进入那一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的作家共13人。卡利尔尤其欣赏中国作家王安忆,并曾为她亲撰推荐辞,赞扬她“表面上家长里短,却自有神奇而热烈的小说家之力量于其中”,而且,“王安忆的反讽,她对性爱的大胆探索,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存在着多少种方式”去挑战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制度。 但文艺评论家乔纳森·琼斯认为,卡利尔对罗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弄同一个主题”的指责大错特错,殊不知这正是“一种记忆和想像的特殊景观”,小说家只有对同一个地方充满热情和个人关切,才能不断回返。这既不是卡利尔认为的单调和压抑,也不是小说家的枯燥或局限,而正是一个真正且严肃的小说家的技艺所在。 美国作家阿尼斯·什瓦尼支持卡利尔,因为“美国文学自我封闭,罗斯配不上布克国际奖”。 “我们有一批普遍被严重高估的‘文学巨匠’——罗斯、厄普代克、德利洛、品钦,个个都是永恒谣传的诺贝尔奖竞争者,却不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共享。”什瓦尼说。 然而,罗斯并非眼界狭隘的美国作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在很多东欧作家为西方熟知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罗斯立有大功。 2001年,捷克共和国国会和布拉格市政府创办了弗朗茨·卡夫卡奖,首次颁奖就表彰了罗斯,第二年才轮到本国大作家伊万·克利马获奖。 罗斯当年不只坐在书斋里,通过写文章来推荐克利马和昆德拉,他还付诸行动。在2013年的笔会大会上,借着领受文学服务奖的答谢辞,他回忆了与捷克作家的交往。 “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每年春天我都要去一趟布拉格,待一个星期或十天,与那里的一大帮子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教授晤面。”他说,克利马为此*****察通宵的盘问,他们问,他的美国朋友为什么每年春天都来转一圈,他对此只有一个回答。根据罗斯的转述—— “你们没读过他的书吗?”克利马问警察。 不出所料,他们被这问题难住了,但他很快提供了答案。 “他是来找姑娘的。”克利马说。 罗斯始终认为,写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命不息,写书不止。“我觉得,我这么频繁地写书、出书,是因为我无法忍受没有书可写的状态。”他在2009年告诉传奇编辑蒂娜·布朗,“我不在乎还能再写出多少本书,我只在乎能完全投入到一本书的写作状态,让写作占据我的时间。我写前一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从来不会想着另一本。每本书都始于灰烬,真的。所以我倒不是感到有这个要说,有那个要说,或是有故事要讲,我只知道,只要我活着,就想一直写下去。” 现在,他去世了。他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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